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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色暗哑叫了声：“……陈太太。”老练如他，竟也连一句节哀都说不出。陈一丁的行李箱就摆在大厅正中，上面盖了一面五星红旗，鲜艳如火。陈太太似是没听见赵令平的声音，盯着那面红旗，死死攥着衣袖，“他在哪？”电话里，赵令平已说明陈一丁的死讯，眼下面对这个问题，竟不知该如何作答。女人一身风雪，头发披散，想来是出门时根本顾不得梳。那迟迟牵着孙子进门的老妇，一见盖着国旗的行李箱，就松开了孙子的手，扑通一声坐在地上，老泪纵横地喊了一声：“我的儿啊！”大厅里原本寂静一片，陈太太发声后，再无人说话。此刻，陈母痛彻心扉的一声叫喊，陡然间打破一室岑寂。四个字，宛如锥心。陈太太的眼中刹那间盈满泪水，却没哭出声，反而厉声问赵令平：“我问你，陈一丁在哪里？”赵令平捧着手上的木匣子，只觉得重如千钧，却一个字都说不出。还要说什么？电话里，什么都说尽了，但凡听闻陈一丁的死因，都该明白他如今尸骨无存。可要他亲口说出那四个字，他办不到。陈太太向人群扫视一圈，眼神锐得像刀子，声音尖利到刺耳的地步，“陈一丁在哪里？他在哪里？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不然我绝对不相信他，他……”死了这个两字，生生卡在她嘴里。老太太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，女人站在原地面色惨白，唯有那被吓坏的孩子不知所措看着奶奶，又看了看母亲，漆黑的眼珠里写满惊慌。他又看了眼地上的国旗，上前去拉拉母亲的衣袖，怯怯地问了句：“mama，爸爸呢？”出门前，他从睡梦中被母亲拉了起来。一路上拼命追问，可奶奶和母亲一句话都没有说。隐约记得出门前，母亲满面泪光对奶奶说了一句话：“他们把陈一丁的东西……送回来了。”七岁的孩子不明事理，只记得父亲常年在国外，一年顶多回家一次。但既然父亲的东西都被送回来了，那也就是说，他也回来了，对吧？他有些高兴。可眼下的场景却不太对劲，明明父亲每次回来，母亲都高兴得合不拢嘴，这会儿却不知为何站在那背影笔直，面上一丝笑意都没有。他拉着母亲的衣袖，问爸爸在哪。也就是这一句，短短五个字，属于孩童稚嫩的问询，刹那间叫女人浑身颤抖起来。她猛地甩开孩子的手，扑通一声跪在冷冰冰的地板上，一把掀开那刺眼的国旗。陈一丁的黑色皮质旅行箱好端端搁在那，皮面已有些泛白，好几处破了口子。这箱子是她五年前替他买的。随他四处奔波，伤痕累累，早该换了。可陈一丁总笑着说：“不换。你买的，用惯了，舍不得丢。”她还记得去年春天，他站在卧室门口看她细心整理衣物，一样样往箱子里摆整齐时，她问他：“还有什么没带的？”他倚在门口冲她笑，一张脸因常年奔波在外，晒得又黑又糙。口里的话却很温柔：“还有你。”那时候她瞪他一眼，“老夫老妻了还搞这套，你害臊不害臊？”他走到她面前，叹口气，拉起她的手，“老在外面跑，叫你一个人在家又伺候老的，又照顾小的，还为我担惊受怕，真是对不住。要真能把你装箱带走，那可就好了。”她眼中一热，却还装作不在意地瞪他一眼，“你还是赶紧走吧。在家跟大爷似的，饭不会做，只会添乱。谁稀罕天天跟你在一处？”陈一丁知道她口是心非，只顾笑，也不拆穿。陈太太跪在地上，一寸一寸摸着那只箱子，眼泪滚滚而下。婆婆在身后嚎啕大哭，撕心裂肺地叫着儿子，她却一声不吭，只慢慢地伏倒在那伤痕累累的行李箱上，纤细瘦弱的身躯剧烈起伏，仿佛波涛汹涌的海平面上飘着的一叶轻舟。生活天翻地覆，昔日伴侣已去。她抽泣着，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，终于只说出一句泣不成声的话来。“陈一丁，你，你好歹，留一捧灰给我死后作伴啊……”像今日这样不明不白死在异国他乡，连尸骨都见不着，她连一丝半毫的念想都看不到。心如刀绞都不足以用来形容此刻的痛。女人的声音微弱，支离破碎。哭不是痛哭失声。骂不是破口大骂。可痛，是在场所有人听进耳里、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。七岁的孩子被奶奶和母亲的哭声吓到，终于也跟着哭了出来，不知所措地站在那。生平第一次，这两个最爱他的女人都不理睬他，他哭着哭着，越来越委屈，终于从小声哭泣变成哇哇大哭。大厅里无人说话，无人动作。那鲜艳似火的国旗皱皱巴巴地躺在一旁，刺痛了所有人的眼。不少人擦泪。伤痛需要时间抚平，更需要哭泣宣泄。面对这孤儿寡母，没人上前劝慰，因为在人命面前，劝慰无解，帮助无用。没有人有资格开口叫他们别哭了，正如没有人能弥补他们失去的一切。薛定站在人群之中，背脊笔直，一动不动看着这一幕。这是他从业八年来，第三次看见这样的场景。社里牺牲的同事当然不止三个，但他常年在外，并不是每次都能赶来现场。他还清楚记得前年春节时，陈一丁叫他去后海喝酒的场景。亦师亦友的男人拿着酒瓶，把他从嘈杂的酒吧拉出去，沿着后海散步，说自己肠胃不好，老婆不让喝酒，必须吹吹冷风，把酒气给吹散了再回家。站在湖边上，陈一丁笑着说：“你小子真是不婚主义？”他点头。陈一丁就锤他一拳，“傻子，结论别下太早，你总得遇见那个人了，才知道自己想不想结婚。”那时候的薛定很坚持，“干我们这一行的，无牵无挂最好，既然不能给对方